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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需要马克思、凯恩斯、萨缪尔森
全球需要马克思、凯恩斯、萨缪尔森2012-07-29 14:33:15 来源：中国经营报分享到：倪金节
大危机肆虐已经四年多了，但显然仍未过去，各种区域性金融危机不断。尤其地，在历经2009年全球性货币吗啡刺激之后，全球经济依旧十分脆弱，至今各国经济距离复苏趋势的形成，看起来还十分遥远。
严格地说，这三年多，是各国央行“那几笔钱”拖起了金融市场的表面上的短暂欣欣向荣，让新兴市场率先复苏，欧美经济体逃离“自由落体”的厄运。新泡沫拯救旧泡沫，不过是金融精英们自以为高明的黔驴技穷的伎俩而已。眼下的麻烦，仅仅是旧危机的新阶段，金融危机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。
而拯救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于为难之中的凯恩斯主义，显然不再那么显现奇效。目前世界经济结构性问题丛生，没有刮骨疗毒的制度变革，只怕大危机难以完全结束。清晰定位眼下的世界经济局势，以历史的视角来审视，或许能够得到更为透彻的答案。
两年前的2010年，正是全球性货币刺激之后，“熊市中的反弹”呈现强弩之末的时期，美国和欧洲当时正在酝酿新的量化宽松计划。而当年的2月份，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史专家托尼·朱特出版了《沉疴遍地》，断言我们生活的世界存在着根本性的谬误，并告诉我们是如何陷入这种危险境地，今后又将怎样才能得以走出眼下的危机。
半年之后，托尼·朱特在纽约去世，因为他和霍金患上了同样的罕见疾病。大师最后的遗作，确实堪称时代经典，从托尼·朱特精炼的文字当中，我感受到了他在病危之际，试图以一生的学术修炼，来为世人指明方向。
1883年，马克思走了，他的理论开始谋划一个新世界。同一年，凯恩斯来了，诞生在繁荣鼎盛的不列颠帝国。而他的青年时代，正是英帝国稳定而危机暗流涌动的时期，他有幸观察到了那个自信世界的崩溃。
随后，在1946年去世之前，凯恩斯见证了自己的理论被付诸实践，重建了新秩序，挽世界经济于大萧条的大厦将倾。二战之后，西方经济得以腾飞。1945年到1975年，更是被称之为西方经济最繁荣的“长镀金年代”，这些功绩，很大程度都是沿用了凯恩斯主义理论，直到上世纪70年西方世界形成“滞胀”格局，凯恩斯主义才从圭臬的神坛走下来。
回顾历史，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现在。当前，虽然就物质财富而言，无论从统计数字还是民众物质生活水平，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。全球GDP规模已经超过了60万亿美元。但是危机四伏，就像本文开篇所说的那样。
可各国政治家、金融家却没有多少创新思路解决危机肆虐的问题，自负的精英们，还是抱着凯恩斯、萨缪尔森等人的老理论。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几年，各国的央行只知道不断释放货币，量化宽松成为常态，这显然只是沿用了凯恩斯理论的教条。
这和20世纪初的世界何其类似。那时候，各国老派的政治家、银行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相信，资本主义有着无法改变和打破的规律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运作毫无意义。直到1933年，自由主义的胡佛总统被赶下台，罗斯福以绝对选票优势走上前台，开始走上大刀阔斧的新政和改革之路。死守老理论不动的保守派，才被扫进历史的尘埃之中。最终，世界经济才渐渐远离大萧条的袭扰。
现在，政治家、银行家们同样无计可施。只不过，上一次凯恩斯理论是创新，目前这个理论却像100年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一样，在眼下倒是成为老理论。财政货币刺激的把戏，无助于世界经济走出大危机之中。这一次，凯恩斯的药方失效了。
显然，这是两种极端——上一次是过度相信市场的自由调节，这一次是过度相信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。但是，是否放松政府有形之手，让市场调节就能解决问题呢？我想逻辑并没这么简单，这一次，需要诞生一位能和马克思、凯恩斯、萨缪尔森相比肩的经济学大师，并伴随划时代的理论创新，或许我们才能从大危机中彻底走出来。无论是席卷欧美的债务危机，还是全球性实体经济低迷，抑或金砖泡沫的走向破灭，都并非单一对策所能应付。
就此而言，下一个十年很可能依然会是乱世。全球经济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，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过度开支，还是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出口，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无法解决，因为其政治体系都无法当机立断。
或许只有等目前这代经济精英下台后，失落的一代年轻人走向前台，情况才会发生改变。因为目前在台上的这代决策者，多数都是成长于经济繁荣时代，战后的“婴儿潮”那代人目前正主宰这个世界的方向。他们并未经历长衰退周期的洗礼，一直过着不错的好日子，接受着经典经济学理论的熏陶，他们是很难突破固有的理论藩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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